秋收起义受挫后,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果断决定退兵湖南省浏阳的文家市。他在里仁学堂召开前委会议,会上经过激烈过论,结果的正确意见得到多数前委委员的赞同,决定放弃“会攻长沙定计划,“向萍乡退却”,然后退往湘南。

此时,并没有明确的落脚点。文家市会议后起义军沿相边界南下。在攻下莲花县时,起义前由浏阳县委派往南昌向中共江西省委请示未能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浏阳农军今后行动的宋伍穷,返回后在莲花联系上了工农革合军,把汪泽的一封信呈给。信上说”宁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条枪”。综合考虑了莲花党组织负责人朱亦岳等对井冈山的介绍,遂决定再放弃退往湘南,改向井冈山进发。

“吃饭太难”是大的问题。刚开始千余人的粮食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万余人的队伍,人要吃马要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周期的,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但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土地问题。边界各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这样,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就立住了脚。同时,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也逐步恢复,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田后的农民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随后逐步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的认识,及时作了理论总结,于1928年10月、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作。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制定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的政策,为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磁。可以说,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途径,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政权的取得”但是客观地讲,这时的认识仅是战术层面的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尚需在实践中继续探索。然而,这种探索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没有现成的经验,二是有共产城市中心论的束缚,三是不时受到中央错误方针的干扰。

率部刚上井冈山不久,1927年11月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无端指责的秋收起义“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并开除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了井冈山,贯彻执行临时中央政治局上述会议的决议,指责以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追他们革命”的政策。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

议错传为“开除党籍”。当然,这个性质严重的错传很快就纠正过来了。

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篷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一省的局部地区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1928年6月4日中央在给、并前委的信中说,“从广州暴动中,我们更得到许多重要的教训:……认识了在总暴动之先,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这个思想已经接近农村包围城市道路了,但这个正确的认识在六大召开后就改变了,中央把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城市。

1929年初、率领红四军转战南后,由于一时没有根据地为依托,斗争环境更加险恶部队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比如单纯军事观点,餐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恰在这时,这年2月7日中央素信,提出“武装力量散入各乡村”开展游击战争,并要“朱毛两同志离开部具”,说这“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中央“二月来信“使军中有流寇思的人但平找到了根:单6位月句开的完的第七次代表长会,的前委书记被适种,年的七大当为委书记的受前要委托到中央汇报工作,当了解了红四军真实情况后,在同思来的主持下,中央于9月28日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晨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并明确“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12月,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召开。会议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在中国的国情下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从组织上建设,主张通过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想想使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无产阶级化。二是如何建军,强调党对红军的对,并规定了正确处理军内外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这两个关键问题的解决,使得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夺取政权,有了的。在会上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当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不再是一个战术问题,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性问题,即道路问题的时候,一种悲观情绪在全军蔓延。其代表是时任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日贺信古田会议一星期后,即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回复了一封信,借着批评林彪以阐述自己的主张。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48年编入毛选时应林彪的请求,删除了对林彪个人的一些批评内容。在文中指出,“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反对“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主张应该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强调只有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才能树立革命群众的信仰”,“才能真正地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①。可见,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乡村,在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发展

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思路。也就是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